李辉|香港九华径，流亡者曾经的“世外桃源”

文 | 李辉

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间，香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九华径，曾住着很多因躲避内战逃亡香港的内地文人。六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小村依然如旧。

一、端木蕻良狗爬径写山歌

四姐四姐件件行

大事小事两手清

区公所里管地亩

清白好像琉璃灯

……

剩下七妹是个幺

纺出棉线一长条

纺给妈妈织棉布

棉布织成过红桥

翻开一九四九年春天的香港《大公报》副刊，可读到一个连续性的诗配图专栏，名曰“狗爬径山歌”。山歌由端木蕻良所写，木刻配图由黄永玉所做，每隔几日，一图一歌。上面所引，正是“狗爬径山歌”的《七姊妹》中的两首。

狗爬径——一个奇怪的、土得掉渣的地名。黄永玉先生说，这是他和端木蕻良等一批内地人，当年在香港远郊居住过的一个小村庄。村里小路，沿山坡而上，窄小弯曲，坎坷不平，人行走之上，如同狗爬山，这一村庄故被人称作“狗爬径”。后来，狗爬径有了一个新名称：九华径。

以“九华”替代“狗爬”，应是两者发音相近之故。新名称当然很美，不过，却少了旧称的形象与趣味。难怪开设新的山歌专栏时，端木蕻良和黄永玉，仍以“狗爬径”命名，大概考虑到它与“山歌”体裁更为吻合。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期间，因躲避内战逃亡香港的诸多内地文人，汇聚在此。也在此居住过的漫画家方成曾回忆说，他是应黄永玉所邀住进九华径。

除黄永玉、端木蕻良、方成之外，先后在九华径居住过的作家、诗人、画家等文化人士有：楼适夷、黄薇夫妇，臧克家、郑曼夫妇，蒋天佐、陈敬容夫妇，巴波、李琪树夫妇，考诚、殷平夫妇，李岳南、叶筠夫妇，阳太阳全家，王任叔（巴人），卞之琳，杨晦，耿庸，余心清，单复，朱鸣冈，顾铁符。画家陆志庠住进黄永玉家，作家张天翼住在楼适夷家。此外，还有《金陵春梦》的作者唐人。因他们居住在此，时常有其他人造访。黄永玉记得，胡风来到楼适夷家，彻夜恳谈。萧乾、聂绀弩、乔冠华等人也曾前来。方成记得，周而复、秦牧、李凌、谢功成、刘式昕、叶素以及“人间画会”的画家们，都来做客……

小小九华径，一时群贤毕至，蔚为壮观。

二、小村依旧

知道九华径的名字有些年头了，也熟悉不少曾在此居住过的前辈，我却一直没有前去寻访的念头。方成早在一九八三年就感叹过：“离开香港三十多年了，那个小村庄恐怕早已被高楼大厦吞没，一点也剩不下。”又是三十年过去，在寸土寸金的繁华香港，我猜想九华径恐怕早已消失了，即便前去，当年踪影已不大可能看到。

前些年一次去香港，结识了王新源兄——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虽是计算机行家，却也是一位香港文化通。王兄与我一样，对老一辈文人的故事兴趣盎然。巧的是，一年前他刚刚寻访过九华径，告诉我，九华径还是一个老村落，几乎还是旧模样。一听，喜出望外，我当即放弃其他计划，与之相约，次日一同前往九华径。

九华径位于九龙荔枝角，乘地铁至美孚站下车前行，步行约一刻钟，拐进一条马路，路的左侧，一棵大榕树洒下一片约几十平方米面积的浓荫。树前，竖一块铭牌，绿框白底黑字，以中英文书写五个大字——“九华径旧村”。眼前就是狗爬径——九华径。

的确没想到，香港竟还存有这样一个老村落。青山环绕，绿荫重重，一条小径，不到两米宽，由水泥、石板交杂而成，从大榕树开始沿小溪向山坡之上延伸，这就是整个村庄的主动脉。小径两旁，高低不一的老建筑与由绿色铁皮搭建的棚屋，构成旧村的破落萧条，偶尔一幢两幢完整的老建筑，显出旧日的气派，但墙壁上则已布满斑驳碎影。不少老房子空置，或者，索性只有残垣破壁。一家当年药店，房子已无踪影，空旷的平地上，只剩下一根砖砌柱子，隐约可见红土所书“保康宁药行”五个大字，孤零零地站立在杂草丛中，让人想象着当年人们进进出出的身影。

保康宁药行

此刻，整个九华径，只有我们两人外来者走在小径上。旧村虽建筑凌乱，破落萧条，少见行人，但也另有一番清静。沿小径上行，不时路旁出现一条小巷，小巷人家门口，大多拾掇得干干净净，摆上几盆鲜花，显得颇为惬意。走至村落中间，小径旁，竟还有一个小卖部，其简陋，远甚过内地深山里偏僻小村庄的小店。

王兄带着我，在一家门口停下，与一位老伯用当地话聊天。王兄一边聊，一边用普通话对我说，老伯在这里出生长大，已有八十多岁，但他不记得当年有一批内地文人在这里居住过。尽管如此，我仍想与他合影，老人高兴答应。或许，他对我们的寻访，也有一种好奇。

“村公所”铭牌、“养正家塾”额匾、门牌号……我一一读过。我无法知道，熟悉的那些前辈，各自居住过的到底是哪一座房子。可是，走在小径上，听潺潺流淌的小溪，看古树青苔，对一个寻访者说，足矣！

其实，类似的走读，有时不在于一定要有具体的发现，任何与历史相关的感觉，都是走读的收获，值得回味……

三、流亡者的“世外桃源”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九华径都算不上美丽村庄，即便回到六十年前，恐怕也算不上。但是，这里靠近绿树环绕，临近海滩，徜徉丛林，划船入海，或游泳，或打渔，不亦乐乎。难怪回忆在这里的短暂生活时，方成先生称之为“世外桃源”——

生活自然是清苦的，但很愉快。晚上几家人凑在一起就热闹了。其中最活跃的是黄永玉，他最年轻，爱说爱笑，还有编笑话的天才。黄永玉和楼适夷、巴波三户住在一座小楼里，房间是楼板隔开的，碗碟之声相闻，过几天他就讲从隔壁听来的趣闻。巴波也不含糊，拿同样听来的笑话进行报复。对文化人来说，笑话加饥饿会产生灵感，写出好文章来，而且是养生之道，这秘密他们是不轻易对外人道的。我们生活在一起，远离喧嚣的城市。工作是各干各的，读书、学习都很专心，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希望。九华径虽在香港属下，却像此中世外桃源，吸引着同声相应的人士不时造访。

——（方成《忆九华径》）

方成所忆自然不错，日常生活的轻松、浪漫，带给大家快乐。不过，在我看来，对逗留九华径乃至当时旅居香港的许多内地文人而言，九华径带来的最大快乐，莫过于香港的殖民地特殊地位，使这些从内战硝烟和政治高压下流亡而来的人们，有了自由呼吸的可能。读不同人的回忆，可以得知，九华径其实是中共地下党为流亡而来的左翼文化界人士安排的一个避难所，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是楼适夷。

流亡者，匆匆来此，略作喘息，当大陆时代变迁局势明朗，国民党政权溃败之后，他们再陆续北上，将九华径留在了身后。

臧克家在回忆录《诗与生活》中，曾回忆自己来九华径的过程。他说，一九四八年在国共内战激烈之际，他因写讽刺诗，编辑左倾刊物而不得不逃离上海，来到香港后被安排在九华径，九华径是一个“不显眼的、有点诗意的寒村”。

巴波的夫人李琪树对逃亡来港过程的回忆，则更加具体：

1948年下半年，我和我爱人巴波先后从成都到了香港。那是因为1947年成都的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不少朋友被逮捕了，巴波上了黑名单。我们虽然躲到乡下鲁绍先家(郫县两路口，作家张天翼在他家养病)，但风声越来越紧，在成都已呆不住了。从报上透露，民盟总部已转移到香港(我和巴波都是盟员)；从前来探望张天翼的友人口中得知，许多爱国的文化人都陆续来到香港，我们决定也去香港。

——（《楼适夷二三事》）

在这些曾生活在恐怖之中的文人来说，香港无疑是一个“世外桃源”。流亡至此的左翼文人们，既可以避难，更可以利用在香港合法出版的报刊，自由地发表抨击国民党政权的作品。不再有追捕，不再有硝烟弥漫，还可以自由歌唱，其中的快乐，可想而知。这就不难理解方成会将九华径称作“世外桃源”。

不过，所谓“世外桃源”并非全然如此。九华径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萧乾、臧克家、胡风、黄永玉等，其内心未必风平浪静。一九四八年前后，由左翼文化界在上海、香港等地发起的各种思想批判、文化批判，风生云起。他们乃至关系密切的亲友，被飞溅的浪花淋湿满身。譬如并非重要角色的年轻黄永玉，有意或无意，当时竟也在批判沈从文的过程中，成了一个陪绑对象。

对沈从文的批判早在一九四七年已经开始。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前后，曾有一些知识分子，如沈从文、萧乾、朱光潜、费孝通、冯至等，呼吁停战，主张在国、共之间，走中立道路，随即被指责为“第三条道路”。

一九四八年三月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刊发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一下子将沈从文、萧乾、朱光潜三人推到了反动的阵营。年轻的黄永玉，一直与左翼文化圈来往密切，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他也会受到批判。这一年的四月，上海出版的“同代人”文艺丛刊第一集《由于爱》，刊发公孙龙子《谈黄永玉的木刻倾向》一文，批评黄永玉的形式主义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同期刊物另有对钱锺书的小说《围城》的猛烈批评，另一集“同代人”丛刊中，臧克家的作品也受到批评。

对黄永玉的批评，与香港发起的对沈从文的批判几乎同时进行，两者之间，有无直接联系，虽有待史料证实。但是，在我看来，格外受到沈从文青睐的黄永玉，在刚刚精彩亮相并为《边城》配木刻插图之时，便招致来自左翼文艺界的猛烈抨击，恐不能看成是一次巧合，或者孤立事件。叔侄二人，第一次被捆绑一起，都成了现实批判的对象，想必是各自预料不及之事。不妨推测，那位在九华径喜欢讲笑话，享受“世外桃源”生活的黄永玉，轻松快乐的外表之下，内心想必多了精神的纠葛，多了历史的厚重。

正是在九华径期间，因为楼适夷的一席话，黄永玉与沈从文有了一次特殊联系。

我是从楼适夷先生那里听到的这件九花径往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到北京工作不久，因编辑《北京晚报》副刊，去看望楼适夷先生，请他为“居京琐记”栏目撰稿。后来他寄来一篇《一条拐棍》，从北伐战争中友人持枪，说到“五七干校”自己用上拐棍，短短千字文，以手中拐棍传奇半个世纪人生感慨，文字老辣，幽默而富趣味，堪称精粹散文。

我很喜欢此文，请丁聪先生为之配上一幅插图——楼适夷手柱拐棍，腰板硬朗而站，笑眯眯的，慈祥，谦和。如今再看，哪里有一丁点儿九华径风云人物的样子？

一九九○年，我为撰写《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再去采访楼适夷。他仍住在距我家不远的团结湖小区。此时的他，已卧床不起，虽不像几年前健谈，但谈及三十、四十年代文坛人与事，他依然兴致盎然。

黄永玉致信转告楼适夷的话，对正处在惊恐之中的沈从文，是否真的起到了安慰作用，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这一年的八月，沈从文渐次走出自杀的阴影，开始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他致信仍留在香港的黄永玉，告诉他“这里的人只想做事”，黄永玉将这封信发表在《大公报》副刊上。一两年后，沈从文再写信来，督促黄永玉一家回到北京，投入新生活。

算起来，在居住九华径的文人群体中，一九五三年年初才抵达北京的黄永玉，大概是回到内地的最后一人。

诗人走了，画家走了，小径上不再有人们熟悉的那些身影。“世外桃源”，离他们越来越远，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四、记引李辉游九华径

新源兄有写日记习惯。后来，他发来当天日记，所记录的畅游至今令人留恋。谨将他所写的《记引李辉游九华径》日记一则转引如下，留存一份难得的行走纪念：

2011年6月20日

黄永玉的生平让李辉着迷，查资料中途，他提及黄曾居住九华径，我道此村可能是九龙最后一个完整村落了；这时，李辉好奇心大起，详细问如何才能去；我道该处在荔景与美孚之间，但离美孚较近；李拿出一份地图，九华径根本未标其上，原来是旅局派发的免费地图；后拿笔与纸问具体路程，看他如此殷切，且隔一天就要飞回北京；我说尽东道主之谊，上班前带路，并备上单反相机帮他拍几张好相留念。

吃晚饭时提及研究资料奇才「北李辉、南陈子善」，倒是陈子善深为人知，还未闻李辉。上网一查果然名不虚传，仍记得他揭穿文怀沙面具，曾闹得沸沸扬扬，那本赢得楚辞泰斗名号的1953年版《屈原九歌今译》，仍静躺在我的书架上，可惜往后对李辉这个名字未留下深印像；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缘份，相信至少在香港，拥有该版书及知道作者其人，再识李辉的人如星河沙数。

次日下午12时50分在美孚月台往荃湾线的车头处，我提早10分钟到了，李辉1时整到达，算是准时到达，由我带路往目标进发，他穿件T恤，斜背着背包，走路灵活、思维清晰、充满活力。照说跟我父母一般年纪，动作思维却年轻20年；说他是大学者，熟悉的人觉得是，不熟悉的难靠直觉辨别。

步行了15分钟到达村口，远望不易查觉是村，丛生的树木穿插在密密麻麻的小房子之间，只有走进去，才感觉到村子比想象中大许多。除了黄永玉，萧乾、端木蕻良等许多南来文人曾栖居在此。这处地方50年代之前的确叫作「狗爬径」，端木就写过《狗爬径山歌》，并配黄永玉作的插图，但「狗爬」欠文雅， 50年代初突然改了名，香港有许多以路径命名的村子，另如「赤径」「显径」等，不知道的还以为仅仅是一条路名。

村里有多座似乎是上世纪20-30年代已有的西式洋楼，顶部楼牌有「星星」、「花朵」等图案；另外还有一座列作香港古迹的「养正家塾」，估计有逾百年历史，这些都可能是黄老对那个年代仍有记忆的建筑物。中途巧遇一位87岁的老人家，他自言出生在此村，在此住了一辈子，各处地方基本没有改变，跟上世纪40年代变化甚少，我请李辉跟他挽手拍了张合影，老人跟目前的黄永玉一般年纪，谈话时精神奕奕，虽不了解可能与名人做过邻居，地方简陋却能乐天知命。

李辉赠我一本与黄有共同签名的传记，他指向书中一座房子漫画，是黄40年代居住的九华径的创作以赠萧乾，竟神似眼前仍遗留的部分不规则小房子，因此带人游不一定是吃亏，也能够增长见识的，就如同这一次。我们今日步行在九华径村中的小径，穿过细窄的过道，路过的多座院落中传出起伏不绝的狗吠声，仿佛重拾当年黄之视野。